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西南郊，一条崭新的环城公路穿过白桦林、村镇与草场。“这里过去是一大片沼泽，我们坐船才能进来。”通用技术集团所属新兴公司（简称“通用技术新兴公司”）哈萨克斯坦分公司项目经理薛超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自1994年哈萨克斯坦开始建设新首都，阿斯塔纳西南的一片沼泽地就阻挡了公路建设，让环城公路出现一个缺口。2017年，通用技术新兴公司竞标该工程。为解决“沼泽地难题”，建设方利用当地传统的冬季休工期，在冰冻的沼泽区进行软基换填。

  克服最低温达零下50摄氏度的极寒严冬，西南环城公路项目在2019年暴风雪来临前顺利通车。这是当时哈萨克斯坦顶级规模的公路建设项目，也是通用技术新兴公司在“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建的第一条路。薛超回忆，当时哈方官员紧握中国建设方领导的手说：“我们几十年没办成的事，被你们办成了。”

  当年阻碍施工的沼泽地，如今是广袤的草场。土地属于一位牧场主，沼泽退却后他终于能进入草场收草，公路修通又方便了马奶生意。地貌变化还拓宽了阿斯塔纳母亲河伊希姆河的河道，不少周边居民开车到河畔钓鱼，地方政府正在规划从城区河岸连通到这里的步道……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实地走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和地区。雅万高铁等一些体现着“中国标准”“中国速度”的标志性工程，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托列巴耶夫·凯拉特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发展了东西方交通、物流及贸易通道，增加了中企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促进经济、创造就业，还加强了中哈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纽带。

  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巡线，一头扎进百公里无人区，晚上七八点才回到项目部。寻找信号是“玄学”，夜间“熊出没”是常态。太阳毒，风又硬，刚从国内来的员工“第一次见还白白胖胖，再见面就认不出来，都和‘铁人’一样，黑亮黑亮的”。

  在通用技术新兴公司哈萨克斯坦卡尔巴套-麦卡普沙盖公路项目建设过程中，这是员工生活和工作实况。有中企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初到项目上，他有过疑问：“我们为何需要在这儿修路？”

  时间回到十年前，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哈萨克斯坦科学和教育部东方学研究所首席专家拜达罗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哈萨克斯坦成为“一带一路”首倡之地，绝非偶然，这既是因为中哈是“互相信任的紧密伙伴”，也是因哈萨克斯坦的独特地理位置。

  当前，欧洲和亚洲之间 80% 的陆路过境运输均要过境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托卡耶夫表示，要充分的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将中亚变成大型交通和物流枢纽”。“一带一路”和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战略，正好无缝对接。

  卡尔巴套-麦卡普沙盖公路项目正是推进“交通和物流枢纽”建设的国家项目。公路全长415公里，起于哈萨克斯坦中部城市卡尔巴套，终点和中国新疆吉木乃口岸至阿勒泰的S319公路相连。“我们私下说：纵有千难万险，一定要把这条路修好，因为这是一条‘通往家的路’。”通用技术新兴公司哈分公司副总经理曹兆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地社会化媒体上，中国被戏称为“基建狂魔”，但中国建设企业在海外修路并不是特别容易，比如在哈萨克斯坦有冬季极寒天气，在刚果（布）修公路要穿越原始森林。中铁国际牵头的雅万高铁承包商联合体设计部部长郭磊先后参与中老铁路和雅万高铁建设，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中老铁路已经号称“地质博物馆”，但到了印尼，他又遇到从未面对过的火山灰堆积地质。

  更复杂的是社会环境。一位中企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地方当局往往希望中企拿出“中国速度”，但受限于发展水平，当地资源、人员很难达到“中国标准”。同时，各国为保护本国劳动力，还有1：9、1：10乃至更高的劳务用工配额要求。在一些项目中，中方人员“只能担任管理，不能上机械”。

  “真正困难的不是自然条件和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产业条件下实现‘中国标准’。”前述受访者总结。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找材料”。哈萨克斯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原总理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马赫穆托娃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亚各国的经济原本是苏联经济的一部分，自苏联解体以来又一直和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相对接。因此，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不完整。

  “在国内进行沥青路面铺设，打一个电话，需要的材料第二天就能送来。在哈萨克斯坦，我们要先找原石、开采原石，自己建设碎石站，生产铺路所需的碎石层材料，最后再去铺路。”曹兆奎说，“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我们项目经理的一种锻炼：你要建设产业链，协调全流程，调度资源，不能衔接不上或者导致停工……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做别的项目就轻松了。”

  修通一条路的同时，培养一批本地技术人才，带动一群产业升级，落地先进的“中国标准”，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在通用技术新兴公司的项目工地上，就有一批哈萨克斯坦“熟面孔”：一些技术工人从阿斯塔纳环城公路项目干起，跟着中国建设方转战多条公路建设，已有五六年之久。

  在雅万高铁建设中，为了在印尼本土配制高强混凝土，中方技术人员将30多项相关指标和印尼本地生产标准一一对比，通过实验确认具体的强度、特性、稳定性，最后编制为公开的生产规范。基于这套规范，生产商可以用印尼本地的砂、水泥、钢材，配制出符合高铁建设要求的高强度混凝土。

  “在此之前，印尼混凝土能达到的最高强度标准是C40，而中国的高强度混凝土的标准是C60。”中铁国际所属联合体工程部经理董昭阳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相比普通混凝土，高强混凝土因强度高、负荷能力强、资源消耗少、耐久性优异，在建设高层建筑、桥梁大跨时应用尤其广泛。“中方编制、发布这个规范，对于印尼之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有很大帮助的。”

  印尼国际关系专家艾哈迈德·努尔科利斯曾撰文详细对比中国、日本两方对雅万高铁的竞标计划。他指出，中国采用“中国专家+印尼技术工人”的建设方式，并愿意提供技术转移；而日本方案主要依赖日本工人，且不提供技术转让。“对比之下，中国技术将促进印尼铁路行业未来的发展。”

  从相关各国的国家战略角度来看，“修路”带来的还有更长期的利益。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托列巴耶夫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打通了中国到欧洲最短的公路运输线天。同时，哈方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以“辐射”原则建设中部到东、南、西部各州的高质量公路。

  “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为包括欧洲和中东在内的西方方向货物运输创造了最有利条件。”托列巴耶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哈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将继续有助于两国发展和改善双边关系。”

  哈萨克斯坦的成绩并非个例。十年来，“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帮助巴基斯坦新增510公里高速公路，累计创造23.6万个就业岗位。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历时八年建成，把首都布拉柴维尔到经济中心黑角之间的通行时间从一周缩短至6小时。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自去年7月以来累计通车超过200万辆，相当于每个黑山人都通行3遍以上。

  铁路方面，中老铁路累计运客超2100万人次、运货超2600万吨。蒙内铁路通车以来平均上座率超过90%，为肯尼亚创造近5万个就业岗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7.7万列，通达200多个境外城市。今年5月，中吉乌铁路建设可行性研究工作接近尾声。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是中国到欧洲、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货运路程将进一步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8天。

  雅万高铁哈利姆车站旁，一位中方建设者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他心中更宏大的远景：通过相互连通，物理上打破区域市场边界，再通过双向互动和交流，形成真正的“欧亚统一大市场”，“最终造福世界”。有研究表明，“一带一路”铁路、航空及海上运输成本每降低10%，就能分别提高国际贸易约2%、5.5%和1.1%。

  “对哈萨克斯坦及‘一带一路’国家而言，我们是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中国提出的一种全球化路径。”拜达罗夫说，在“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时，以贸易和投资自由为主导的“西方式全球化”正面临危机，但“一带一路”提出了以“相互连通”为核心的新的全球化方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倡议很快实现了全球化的规模，并将继续保有生命力”。

  2023年中秋节，阿斯塔纳轻轨建设工地上的部分中国工人，吃上了本地产的月饼。制作月饼的是阿斯塔纳北京大厦“丝路驿站”茶室的老板阿依登。月饼的客户除了中国人，还有不少当地人。为此，阿依登特别对月饼配方做了改良，“按照哈萨克饮食上的习惯，加入了羊油来和面，更添一分哈萨克斯坦人喜欢的酥香味”。

  去年刚来哈萨克斯坦创业的阿依登不愿将自己视为“商人”。他感觉自己在延续2000多年前开拓丝绸之路的前辈的事业。“我主营的是茯茶，这是丝绸之路最早传入中亚的茶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初中亚先民接受了茶叶，而现在我的顾客90%都是本地人。”

  对于“一带一路”古代商队、船队的历史功绩，在2017年5月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曾指出：“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陆续落地，十年来，像阿依登这样的新一代“丝路人”慢慢的变多。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托列巴耶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目前中哈两国在采矿冶金、加工制造等战略性产业以及其他经济领域有3300家合资企业在运营，个体经营者则难以计数。

  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专家俱乐部成员萨多夫斯卡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丝路架桥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建设项目的参与者，另一类是民间经贸往来的参与者。二者的相互关系是：标志性项目增进了双方社会对对方国家的认知，从而促进民间经贸往来和投资，让双边关系从“官热”走向“民热”。

  就“架桥”的作用而言，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管理相对封闭，项目位置往往距离城市中心较远，与本地社会的接触主要是沿线村镇和工人。在阿斯塔纳西南环城公路建设过程中，项目人员来自7个不同国家、60多个民族。

  项目经理薛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最初，项目部按照自己理解的“高标准”，为哈萨克斯坦工人准备了送到工作点位的盒饭和一次性餐具。但后来，他们了解到，哈方工人的习惯是：不论条件多么简陋，中午都要放下工作，围坐在餐桌旁，用刀叉认真吃顿饭。

  项目部随即改变用餐方式，准备集装箱为工人集中供餐。哈萨克斯坦人重视过节，项目部每逢节日都租赁场地，安排歌舞节目，满足工人们的节庆需求。2019年冬，阿斯塔纳遭遇了六十年一遇的暴风雪袭击，项目部动用大部分在冬季停工保养的机械，为周围村镇扫雪，赢得民众好评。

  民众接触更多的，是双方民间经贸往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当地走访时注意到，从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机场走出，就能看到醒目的华为商标。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街头随处可见在本地组装生产的宇通客车，以及最新进口的中国品牌电动车。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中心，也能看到中国车企的巨幅广告牌。

  十年前，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223.6亿美元。2022年，即使受到疫情冲击，两国贸易额仍突破310亿美元。今年以来，双边贸易额持续快速地增长。预计到10月底，两国间铁路运输量将达到历史顶配水平。分析多认为，两国领导人设定的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400亿美元的目标，很可能提前完成。

  过去七年来，哈萨克斯坦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哈纳特·拜塞克促成了中哈间上千家企业合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当中国需要援助时，他在哈萨克斯坦呼吁捐款捐物，“五六十家哈萨克斯坦企业都跑过来询问”。数月后，哈萨克斯坦口罩告急，中国企业也同样热情援助。“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哈双方的民间力量是真的做到了守望相助。”

  在更大的图景中，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到2030年，“一带一路”倡议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

  除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民间经贸往来，涉及居民生活、医疗保障的“民心工程”实施，也拉近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社会间的距离。得益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孟加拉国实施配电系统升级改造项目，1250万农村人口用上电灯。

  2014年至2015年，中国派出医疗专家和人员1200多人次，全力援助西非疫区国家控制埃博拉疫情。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顶级规模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以及“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今年年初，中国援非盟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大楼（一期）项目竣工，这是非洲大陆第一个拥有现代化办公和实验条件、设施完善的疾控中心。

  哈纳特指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和中国并不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如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和营商政策上均存在比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经营和投资最常遇见的问题是没有进一步探索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和政策”。此外，有些企业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缺乏了解，只重视“对内宣传”，在与当地民众沟通过程中存在障碍。

  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托列巴耶夫表示，国企、民企合作都对发展中哈经济关系意义重大，近年来，哈当局正创造条件吸引更多中国民营投资者。为此，哈方建立了包括免税和提供劳工配额在内的投资者激发鼓励措施，改革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减少官僚障碍，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并考虑“建立具有投资优惠条件的特殊经济区”。

  哈纳特说，在这个相向而行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应合法合规进入市场；主动和当地民众、企业、媒体建立良好的交流通道，使用当地语言、当地媒体和当地常用社交平台；参与公益活动，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类似的故事与经验并不少见。中国驻印尼大使陆慷近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指出，中印尼之间现在开展了很多合作，经常会有一些杂音和炒作，“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个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跟媒体、公众的积极沟通，告诉公众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把事实披露出来。”

  陆慷介绍，在中国驻印尼使馆的积极鼓励下，去年10月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总会发布了《2020-2022年印尼中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介绍了中资企业多年来在印尼的投资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包括增加就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从事的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内容详实，让关心中印尼合作的方方面面的人士了解到了更多真实的情况。

  在阿斯塔纳的北京大厦，阿依登正在修补来自中国的木制茶台，并准备汉服。“不仅我和服务员穿，还要给顾客提供汉服。我想让‘丝路驿站’成为哈萨克斯坦人的网红拍照打卡点。”

  84岁的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院士哈菲佐娃，仍记得半个世纪前的一幕：中苏关系交恶时期，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大学东方学系毕业生的她，被安排到中亚一些城市宣讲“中苏关系问题”。在哈萨克斯坦的工业重镇卡拉干达，一位老工人拉住了哈菲佐娃。

  “他说：你还年轻，你不了解，你们现在不要太批评中国。我在远东和中国同志一起打过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哈菲佐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我认识到，这些话代表了人民间的情感，是不会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和中国完全断了联系”的时期，哈菲佐娃在塔什干、撒马尔罕、阿拉木图等地坚持汉学研究，从图书馆的库房里翻出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蜜月期送来的《二十二史》及《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古籍，成为海外第一位系统梳理中国-中亚关系史的学者。

  中国改革开放、中苏关系缓和后，十多年没有公开发表论文的哈菲佐娃，突然成了中亚各地访华团争相聘请的翻译专家，也终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新疆中哈边境地带，一位老人对她说：“过去我们只听到你们鸡叫、听到拖拉机的声音，现在终于见到人了。”一瞬间，哈菲佐娃“想起老子的一句话：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199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相继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批承认中亚五国的国家。不过，虽然漫长的隔绝时期慢慢的变成了历史，但中亚社会的“中国印象”仍经历了变迁起伏。

  一位长期从事“一带一路”经贸工作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2008年前后他初到中亚，当地社会对中国的印象是“啥东西质量差，什么就是中国生产的”。直到“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落地、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入市场，“如今哈萨克斯坦商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不仅有资金，还有技术”。

  这种“中国印象”转变，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有代表性。印尼哈比比中心主席、印尼政府前国务部长安瓦尔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印尼对华政策和心理同样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但现在，印尼及东盟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评价和响应，并非短期政策，而是基于长期“拥抱中国发展”的战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四周的国家欢迎，大家都想从中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中获益。”

  反过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念。哈萨克斯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哈总理经济专家委员会前成员马赫穆托娃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真正的完成了共商共建，“我们能看到中国和各国不断平等沟通，调整目标和投融资政策”。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非盟《2063年议程》《东盟相互连通总体设计2025》、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战略、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越南“两廊一圈”战略等相互对接。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张和理念写入联合国、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组织有关文件。

  双向作用下，相关各方参与对华合作的兴趣也慢慢变得高。“拥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近邻，是我们的优势。”马赫穆托娃说。她建议，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能更加关注有益地区整体利益的重点项目。

  对华认知总体向好的背景下，也不免有关于“债务陷阱”“政治影响”“过度依赖”的杂音。对此，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首席专家拜达罗夫指出，考虑到复杂历史因素，叠加大国竞争的国际形势，“出现‘信息对抗’是很正常的”。安瓦尔亦指出，多数国家将选择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保持平衡或“对冲”战略，历史和现实问题都不会改变加强对华合作的政策取向。

  很多专家更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经济发展引起的“中国兴趣”，在未来十年是否能转化为对中国的更深入认知？

  哈菲佐娃亲历了“东方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到“我的学生赚钱多、到处都需要”的转变。但她担忧地说：“现在中亚的中国研究，和过去不太一样，现在的专家们更关心政治而非文化；学生更乐意学习对华贸易、外交而非中国古文。”

  多位专家在受访时强调，语言依然是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深度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一位在哈萨克斯坦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企管理人员也表示，现在项目上依然缺乏专业的翻译人才。

  “大多数翻译只是能说汉语，但很难翻译明白。现在我们的方式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要和翻译多强调两遍；第二，你要盯着翻译和工人说话，观察工人的微表情，确定他搞清楚了，再让他去干活。”

  习曾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2015年，中印尼建立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这是两国间第一个高层级人文交流机制。目前，中印尼合作已形成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四轮驱动”新格局。

  在中亚，13所孔子学院、24个孔子课堂在院学生超过1.8万人，这中间还包括全球第一所颁发本科文凭的孔子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2022年11月，中亚第一家鲁班工坊在塔吉克斯坦揭幕。10月，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在阿拉木图市正式启用，标志着中国第一所高水平大学在“一带一路”首倡之地真正开始办学。

  “如今，一个积极的变化是：我们有新一代的留学生在中国及中文机构学习、工作，他们不只是学习语言，而是为从事科学家、工程师等种种职业打基础。当我们相互理解，两国社会间就非常有可能建立更深的关系。”马赫穆托娃说。